“我对瓦尔特说：“我想结识莫斯布鲁格尔！”
瓦尔特问：“谁是莫斯布鲁格尔？”
我回答：“乌洛的朋友，杀人犯。”
我们读了报纸，是在早晨，瓦尔特就要去上班。你记得吗，有一回我们仨都读报? （你记忆力弱，你不会记得的！）我展开了瓦尔特给我的那张报纸——左边一条胳臂，右边一条胳臂:突然我感觉到硬木头，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问瓦尔特：“不是昨天报上才登过布德维斯附近发生火车事故的事吗？”
“是的，”他回答，“你干吗问这个？一件小事故，死一两个人。”
过一会儿我说：“因为美国也发生 了一起车祸。宾夕法尼亚在那儿?”
他不知道。“在美国。”他说。
我说：“ 司机们永远不会故意让他们的火车头相撞的！他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不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不会。”他说。
我问，西格蒙德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他不太清楚。
现在你看：火车司机们当然不会出于恶意让他们的列车相撞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在其他情况下这样做呢？我告诉你吧：在这张巨大的罩住地球的铁轨、道岔和信号网里，我们大家都正在失去良心的力量。因为倘若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敢于再次检验我们自己并且再次重视我们的任务，那么我们就会总是作出必要的努力，防止出车祸。车祸是我们在迈倒数第二步时站住不动！
人们当然不可以指望瓦尔特会马上明白这个道理。我相信，我能获得这巨大的良心的力量，我曾不得不闭上了眼睛，免得瓦尔特察觉其中的闪光。
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以为我有义务结识莫斯布鲁格尔。”
上述片段出自二十世纪德国作家穆齐尔的作品《没有个性的人》。其中莫斯布鲁格尔是一名精神障碍患者，因为被妓女跟随回家出于自卫残忍地杀害了她，由此莫斯布鲁格尔也被判处了死刑。而莫斯布鲁格尔也因此吸引了本书主人公乌尔里希和克拉丽瑟的注意。重点所在并非是莫斯布鲁格尔残忍杀人的原因是出于他的精神疾患，窃以为反倒是克拉丽瑟所归纳总结而出的所谓“良心”。
正如货车司机们不会出于恶意让列车相撞，但是发生车祸的情况仍然屡出不穷。让我们把车祸模型分成四个要素：A车祸，B良心，C司机，D火车。司机C是良心B的载体，而火车D则是直接车祸A的载体。在这个语境的定义下来看，舆论判断车祸A（犯罪行为）的罪魁祸首往往是肇事相撞的火车D（犯罪行为人），再追溯深层原因则会怪罪到司机C（具体原因与个例指向）的操作或检修不当。但最重要的其实是并不引人注意的良心的判定，它的标准、规范都欠缺合理的归纳范畴，也是根除车祸的真正原因。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希望进一步探究的。
先抛开这个等待完善的究极问题不谈，我们来细细探讨一下莫斯布鲁格尔的案件，他的精神疾患只是一个催化剂，使得火车失控的发生几率变得更大，但是合理的道德规范不该仅仅只勒令火车将失控几率压低，而火车失责时单向追责火车。没有合理的规则人人都是有着潜在失控导致车祸发生可能性的火车。
所以应对车祸问题，解决方案的探讨方向理应有如下3方面：
1 司机C在何处侵害了火车D的权益；
2 火车D在收到侵害时应该以怎样的良心B标准合理应对侵害；
3 司机C的侵害行为又如何在良心B缺失前受到制约。
法条仍是不完善地维系社会稳定的工具，它往往只根据车祸现场的勘察对火车与受害者进行各自的赏罚规定，却没有指出良心标准所在。
跳出刑民诉之外，良心一样也面临着缺失可能性泛滥导致的危险，法定的侵权和非法定的侵权行为同样无处不在。
接下来我们细分析一下火车的失控行为。
当火车感到被侵权时面临着失控可能性，此刻火车的前路有二：一为麻木，或是改为低需求，或是自我诈骗，以此对侵权行为进行妥协；而仍不适应这种妥协的则会维持原状态，继续保持不麻木，不麻木状态下的行为只有两者，其一为观望等待，等待侵权行为失效，或是等待其他契机，但是这是一种煎熬，只能暂时地采取关注己事的办法减少外耗，其二为寻找出口，因侵权行为而起的向出口释放的需要，这种寻找往往伴随着其他契机的出现而出现，若不能找到，寻找的态度会从积极逐渐走向消极，直至彻底失去积极性，放弃。而这一刻就是火车失控可能性达到巅峰的时刻。
莫斯布鲁格尔与火车模型就先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内容来谈谈吴谢宇相关。
在了解到吴谢宇的案子之前，我正沉浸于穆齐尔的笔下世界，沉思于人物的可能性与矛盾点的解决方案，良心概念的提出毫无疑问同样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当听闻到你的事情时，注意到了事情中隐藏的火车模型。再到前段时间的事件推进，我想捋捋这条思路。
案件的重点在于吴谢宇的挣扎，他的抑郁源头（并非说必须是精神疾患的锅）是出于母亲的抑郁，曾尝试过无数方法试图让母亲脱离抑郁，弑母的时间距离父亲离世已过了七年之久，仍然做此决定说明即便过了这么多年母亲的状况也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为了让母亲从一辈子漫长的阴霾中解脱出来，甚至做好了身败名裂负罪一生的决定，本是多少人艳羡的一片光明前途，最终不惜就此放弃。
而吴谢宇自述也本是帮母亲解脱，后改之为协助妈妈自杀，据澎湃新闻报道：“（某可能相关知情人）向澎湃新闻介绍，吴谢宇在接受审讯时供述，大二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有所变化，好几次到高楼处想要自杀，后来又放弃了。在北京，吴谢宇还曾去医院看过医生。”以及“上述人士说，吴谢宇称，回到家中和其母谢天琴讲到自己很累、想要自杀的精神状况，谢天琴表示不解说‘如果你有事，我也不想活了。’那天他准备好自杀，然后一起去跟他爸“上天堂”。之后又想，他自杀以后，他妈肯定是活不下去了。他觉得杀了妈妈是‘给她解脱’。”
所以是否可以理解为吴谢宇在当时已因母亲的抑郁而抑郁到了极限，而因为自己殚精竭虑也无法使母亲开心起来而绝望到准备自杀，但个人自杀对母亲来说会是使她更加抑郁的事情，而增添了不必要的抑郁之后母亲已在曾经的对话中表明过，自己会随儿而去，在没有其他选择的这一刻，吴谢宇的车祸发生了。
而吴谢宇弑母之后，本想随母而去，若真如新闻报道所说，想抱着（吴相信）蕴含着母亲“灵魂”的头颅跳楼，在分尸时，却因为惨状而清醒，因为求生欲失去了自杀的念头。但是吴的抑郁源头实际为无法排解母亲的抑郁，不忍母亲再这样哀伤度日，而今弑母也确实将母亲从无尽的绝望时日中解脱了出去，吴谢宇则更是失去了自杀动机，难以与求生欲抗衡。
此种情景下并不能说吴谢宇就不能自杀，每个人都有着自我选择的权利，尤其在任何人都不能理解的他个人进退维谷的困境下，更没有人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指责他的懦弱。
当今我国已是先进开放的法治国家，案件固然是案件，但却不能一概而论，司法程序理应更以人道主义的态度严谨、关怀地审理每一桩人情复杂的案件。吴谢宇确实杀死了人，但是犯案之后却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公害性，并不能说他犯了案与他再犯间就一定有着密切关联性，原本是接受过祖国精英教育的学子，关怀亲友师长的后辈，体贴恭敬的孝子，本该是造福国家的栋梁英才，却出于完美主义因弑母而自暴自弃，放弃学业，借款赌博，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生。而他并非无可救药的，在弑母行为之下，仍将在一世的怀念与自责中度过余生。仍不可忽视在良心未被划定好准确的范畴之前，每个人都是一辆极不稳定的隐性肇事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