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我四岁的男孩，比我更优异而处理更得当的，也压抑着。一些尝试出口的呼救，很快又压抑下去，避免带来麻烦。直到他说，你别问了，我跟你走。一宿之后，看似寻常普通，寝食过后终于失控，浑身颤抖着大哭，宛如一次悠长而久违的释放，比欲望满足带来的麻木感更能倾泻情绪，也许从未在人前崩溃过。
惭愧着，觉得自己尤差，不及他照料得好身边人的情绪。如果说同样是无处发泄的压抑，我在以自残式的姿态自噬，他仍在忍耐着散发光热，滴着血，碎成千片万片。如果说出口寻得的可能性已趋近于零，蜡炬成灰确是最优选。自省中，在一种强烈的自责里寻觅着罪孽的来时踪迹，有迹可循，一种与Moosbrugger同等级别的关键性问题。如果新时代的文明不想被滥待，就得采取寻救措施。不是精神疾患而是一种外压，我们像一种性能优良的缓冲材料，塑性变形中，有朝一日支离破碎。
出于一种强烈的共情与心理挣扎，看到死刑二字导向一种不祥的征兆与暗示。多希望那不要发生，恳请那不要发生。
克拉丽瑟去劫狱，重点是莫斯布鲁格尔的象征意义。而我除了想说16年此作为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以外，还有某种强烈的情感在其中，一种更心颤的激素弥散。
然而我仍是什么都不知道，大谈一通极具共情的空想发言。那感触也确确实实是有的，是在的，我的关注点深入而理智，但是依然不免除我的悲悯与号召，从心底发出颤震的哀唳。
这世界在真实地发展与进步，文学至少在此仍是不过时地能够具有时代意义，如同文明二字，案件频发是倾向与寓言：并非指向病理性犯罪的精神危机正在逐渐扩张成为主流，某种讯号愈发响亮，就像不安的警报一样，预示着崭新的时代即将到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