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炼金术

2022年12月20日

地下室手记▪身份失格与拉锯式救赎

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我认为，我的肝脏有病。然而，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病情，甚至大概都搞不清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去看过病，尽管我尊重医学和医生。何况，我还极其迷信。唔，即便如此，我仍旧尊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不至于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为赌气而不去看病的。对此，你们大概是很难理解的。唔，可我却心知肚明。当然啰，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和谁在赌气。我也十分明白，我不去医生那里看病，决不会使他们受损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会损害自己一个人，而不会伤及任何人。然而，尽管如此，如果说我没去看病，那还是因为我在赌气。肝脏疼痛，那就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地下室手记》便以如此一段充满陀氏风格的地下室人自白开启了由十万字铺陈完毕的小说篇幅，围绕着“我”是如何的人展开自白，强调自己宣言的病情，而后开始近乎有些长篇累牍不能参透其真实含义地拉锯：“我”的肝脏病了，“我”绝非迷信，但是“我”仍然迷信，所以“我”不前往医院，是出于赌气，但这除了损害自己外不会损害任何人，即便如此，“我”仍然选择赌气。

而没过多久的几个段落后又出现了地下室人的另一端与上一段文字表达冲突的自白：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己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恶毒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干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才能有所成就。

在开篇即声称的个性凶狠没过多久就再度被自己迅速驳回，作为整部作品最特色鲜明的车轱辘话一般的语言模式，它会贯穿《地下室手记》的始终，你无法判断出它究竟是饱含着真诚还是用于讽刺，这种不断在同一事物判断上的先肯定再否定或先否定再肯定就这样嘲弄着每一位试图把文句信息认真吸收对待的读者们，但是即便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中地下室人的表达似乎语义不明，含在其中却还有一种更真挚也更深刻的反思含义：对于身份与自我价值的深深质疑。

在地下室人意识流的狂乱自白中不久读者们就可找到与其“自我认知”身份定位相关的线索：主角“我”是一位领取微薄工资的“八等文官”，正如“我”的自我表达来回肯定又否定的态度一般，这个蝼蚁一般微不足道的“自我定位”也成为了地下室人所无法抗拒且必须承受的事实，这一身份显现出了地下室人同样的困恼：他以这一身份为耻，不仅是这一身份，是以“我”的这一整个的身份为最深刻的耻辱。

学生时代不受追捧的自己激起了对饱受欢迎的同窗的嫉恨，而这憎恶与嫉恨并未随着时光远走而淡去，反而强烈一如既往地延续到了今天，乃至在偶然相会老同学后饱含嫉恨地要求去参与他们给另一人的送行会，即便这一去身上钱袋甚至无法给自家家仆开完一个月应开的酬劳。地下室人去往送行会，而同窗对自己暗含恶意的点评让地下室人抓牢了这个借此爆发的机会，在酒精作用下把失控的情绪逐渐推向高潮，在房间中向着众人大闹一场，也彻底撕下了同学与他之间那种冷淡疏远之余尽可能客气的礼貌。他与众人在你来我往白热化的针锋相对中扫兴离场，结束的契机竟还是在同学们转移去下一娱乐场所时自己未能及时跟上而由此错过。

而与立誓要在送行会上给所有人颜色看的强烈的心理色彩相冲突的后续是：错过了后续继续报复性惹恼同窗们的机会后，地下室人出现了一个急迫不已的念头：必须向同学们澄清，自己的失礼行为仅仅是出于自己“沾不得酒”的特质，以此换回他们的尊敬与原谅。

不再是在文章中太多次出现的仅仅在语意上的先肯再否，而是升级成为了行为，如同在他急迫地渴望对着同窗们大闹一顿时的愤恨恶毒饱含真诚，同样奢求着同窗们原谅、尊敬、接纳甚至不可想象的友谊时的愧疚与渴望同样也饱含真诚，地下室人精神的矛盾色彩从单纯的语句表达中升级，扩张到了行为本身。正如“我”开篇所言的“我是个凶狠的人”转到不久以后的“我不会成为凶狠的人”，借这一送行会事件无比形象地给两种观点都做了强有力的举证，“我”既希望表现出凶狠，可又深知无法凶狠，在报复性行为的背后是强烈地希望获取无法企及阵营的认可与接纳，而正是因为那理想阵营的无法企及，“我”在求而不得的悲泣与报复性的发泄状态中来回踱步。

再回头看这一段自述便有了全新体悟：

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而今，我就在自己的角落里苟度残年，用恶毒而又毫无用处的安慰来自我解嘲：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干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才能有所成就。

这种对现状不满的愤懑与无力改变的愁苦不断纠缠扭曲，处于这两个状态之间，既无法完全地摒弃希望唾弃它，又无法全然地投入其中归属它，这一至关重要的矛盾与挣扎导致了“我”不属于任何一端阵营的身份失格，但“我”仍需要一个归属之处，一个去用于自我认同的身份，最终无法“成为任何一种人”的“我”选择在四面立起聊以自慰的虚假城墙，成为了一个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人”。

《地下室手记》除了主人公意识流的矛盾自白外，还由三个事件串起了整本故事的剧情线索，第一个事件是小说第一部分穿插在意识流独白中“我”与一名不相识的将军在街边相遇数次时的暗中斗气（在最终以“我”满意的姿态大获全胜），第二个事件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送行会事件，第三个事件紧密地衔接在第二事件之后：在未能成功找到老同学们的风月场所里，主人公认识了被家人卖到此处的少女丽莎。

在第三个事件中，“我”酒醒后看到了身旁的少女，急切地表达自己并非是一个喜于流连这种场所的男子，仅仅是出于找人的目的才出现在这里，随后开始对她关切地询问，试图情理交融地拯救这位麻木的失足少女，在谈到兴头之上，“我”也被自己关于幸福家庭美满爱情的演讲感动到，而少女再也无法借由强行佯装的麻木去克制自己的情绪。

她趴伏在床上，双手抱住枕头，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她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她那整个年轻的身体痉挛般地不停颤抖。憋在心底的悲伤重压着她，撕扯着她，突然喷发出来，变成了号啕大哭，变成了声声喊叫。于是她更使劲地把脸深埋进枕头里：她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好心肠的人知道她的痛苦和眼泪。她咬着枕头，把自己的一只手都咬出了血（这是我后来看到的），或者用手指死死地抓住自己那散乱的发辫，屏住呼吸，咬紧牙关，一动不动地硬是强忍着。

而在此情此景下担演着救赎者的“我”情不自禁地做出了最后也最错误的一个抉择：把自己的地址交给了丽莎。“我”借由对一位身世凄惨的姑娘的救赎与引导完成了这一出抬高自己身价的自我高潮的圆满话剧，但当它奏效的那一刻起：

我却突然胆战心惊了。不，我还从来不曾、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的绝望！”

这也意味着“我”必须承担做出这一系列行为后的责任。而“我”哪怕是在想象中也不知如何应对丽莎到来的场景，但即便如此“我”仍要抓住通过臆想一遍遍实现自我高潮的机会：自然而然地赢得了被拯救少女的告白，两厢情愿地步入婚姻，美满的家庭。而正在某次自己面红耳赤地抓住仆人大声尖叫的时刻，丽莎目睹了“我”的窘境。

起初“我”还可以佯作镇定地引导话题，但少女的沉默与忐忑在没多久后迅速击溃了“我”理智的防线，于是在少女面前“我”又上演了一出与曾经拯救的桥段所大为不同的完全相悖的话剧：从神叨叨地痛斥仆人转到对少女的大肆羞辱，然后将自己对自己的痛斥也搬上舞台，“我”本希望借恼怒地宣泄卖力地彰显自己的无耻，以此在这一角斗场上击垮丽莎最后一丝对“我”的期望，再一次赢得一场角斗。但丽莎没有如“我”预期般表现：

她脸上的恐惧感和屈辱感，先是被痛苦和讶异所取代，而当我痛哭流涕，把自己称作下流坯和恶棍的时候（我是声泪俱下说完那一段宏篇大论的），她的整个脸由于抽搐而扭曲了。她一度想站起来，阻止我说下去。当我说完后，她竟毫不在意我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的叫喊，而关注的是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心里必定苦不堪言。何况她备受凌辱，可怜至极。她认为自己与我相比是无比的低贱。那么她又怎么会生气、叫屈呢？在一阵无可遏制的冲动中，她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整个人都准备扑向我，但依旧胆怯了，不敢离开原地，只是向我伸出了双手……顿时，我的心也波翻浪涌。这时，她猛地扑到我身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并且痛哭起来。我也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

“我”的表现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

但随着这一场歇斯底里的发作在少女温柔的怀抱里平静下来，“地下室”的理智再一次占领上风，而地下室人的自述在此处省略了十五分钟的桥段，我们无从得知这十五分钟内少女与“我”发生了什么，唯一可知的是在十五分钟前如春意般绽放着爱意的少女被抽干了方才的所有活力，而“我”在房间中心烦意乱地奔跑。

她已经明白，我的激情爆发就是一种报复，对她的一种新的侮辱，而且，在我刚才那种几乎没有对象的憎恨中，现在又增加了一种对她个人的、饱含嫉妒的憎恨……但是，我还不能肯定，她是否已经一清二楚地理解了所有这一切；不过她已经完全明白了，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而且最主要的是，我无法爱她。

这激情洋溢的开局，本满溢了希望的彼此救赎，由于地下室人对身份经年累月的斗争而中断了，在身份上的权欲追逐中，地下室人已经不知如何去爱，如何是爱，他唯一可以理解的爱意味着：

虐待和精神上主宰一切。我一辈子都无法想象还会有另一种爱情，以至于发展到今天，我有时竟会认为，所谓爱情嘛，就是被爱对象自愿奉献对其实施虐待的权利。我即便在地下室里自己的那些幻想中，也总是把爱情想象成一种斗争，它总是从仇恨开始，以精神的征服结束，而此后怎样处理被征服的对象，那我就难以想象了。

哪怕在歇斯底里的发作中突然被少女圣人般的天真，柔情，关怀与接纳激发了爱意，“我”仍然无法脱离斗争的怪圈，甚至迫不及待地否定方才发生的一切，强调自己曾怀有的假想：

我已经在道德上堕落到如此地步，已经如此远离“活生生的生活”，以致不久前我还以为她到这里来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对她大加指责、肆意羞辱；而我自己竟一点都没想到，她到这里来根本不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是为了爱我。

而狂躁而无声的逐客令下，丽莎穿好所有衣物后道别向门口走去，“我”在这最后一刻给到少女这局角斗中最后的致命一击：“我”在少女手中塞进了五卢布的钞票。少女把钞票和最后的希望都扔在了地下室人的桌面上，走向大雪纷飞的冰冷的街道，地下室人再一次地如过往一般做出肯定又否定的心理活动：

“为什么？跪在她面前，痛加忏悔，放声大哭，吻她的脚，哀求她原谅！我就希望这么做；我心如刀割，痛不欲生，我永远、永远也不会麻木不仁地回忆起这一时刻。然而——为什么呢？”我心里想着，“难道就因为我今天吻了她的脚，明天也许便不会憎恨她了？难道我能给她幸福？难道我今天不是又一次——第一百次认清了自己价值几何？只怕我会把她活活折磨死！” 我站在雪地里，凝视着昏蒙蒙的夜色，想着这一切。 “那不是更好，那不是更好吗？”在回到家里以后，我又开始幻想，试图用幻想消除内心火辣辣的剧痛，“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让她现在带着屈辱永远离去？屈辱，这可是一种净化剂；这是一种最辛辣、最痛苦的意识！明天我就可能玷污她的灵魂，使她心力交瘁。而屈辱从今而后将永远不会从她心里消失，而且无论将来等待她的是多么肮脏的污泥——屈辱将会提升她的精神、净化她的灵魂……用憎恨……嘿……也许，还有宽恕……不过，这一切真会使她感到轻松些吗？”然而，实际上，我此刻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无聊的问题：哪一个更好些——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请问，哪一个更好些？

不像在送别会后急迫地给同学寄出自己的道歉信，这一次地下室人站在少女不知去向的十字路口上，选择在沉默中做最后的收场，出于深刻又明确的自省，出于一种模糊无法认清的爱意，出于愧疚，出于惭愧，出于有心无力，他只会在反复地歇斯底里发作中把少女的灵魂给磨灭殆尽，这一生都已如此度过，凭什么在此奢求一个忽然转变的奇迹？这止息的拉锯追逐与无言的送别实现了另一形式上地下室人对己对彼的苦难救赎。

2022年12月20日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的革新与局限

一

精神分析的诞生拉开了新学科蓬勃发展的序幕，随之兴起不少由精神分析演变而来其他门派的璨然新星，尤其在不久后衍生而出的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中，以个人细腻尖锐又锋利独特的视角建立起分析理论推动理论心理学发展的女性精分学者卡伦霍妮当属其中之一的佼佼者。《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作为霍妮的代表作之一，详尽地在文本中表达了霍妮学说的中心思想。

霍妮的理论在对弗洛伊德建立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建立，同时还结合了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会对人造成的个性方面的影响，相较于传统精神分析的泛性论过于强调生物科学对人的作用而忽略文化氛围对人的作用，霍妮则直接亮明自己的反对态度，表达出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她对文化因素的重视，她强调到：

尽管人类学家或直接或隐晦地提及过，人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有诸多差异，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亦是如此，但这一点依旧很少人能够理解。正如萨丕尔所说，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便是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的含义。

而霍妮强调人类学的意义的同时，也在借此机会反驳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的“理性”是不可靠的：

如果更进一步运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有关人性的某些观念可以说简单而天真，就譬如，我们总认为竞争心理、兄弟不和、夫妻恩爱乃人性使然。事实上，我们对“正常”的理解，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认同的行为及情感标准，社会将这些特定的标准强加于其成员身上。但由于文化、阶段、阶级及性别差异，这些标准也不尽相同。

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弗洛伊德得出许多不恰当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认知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我认为，正是因为人们一成不变地遵循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忽视文化因素，才致使精神分析看起来似乎潜力无穷，不过，精神分析实则已经穷途末路，只能靠滥用晦涩难懂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撑场面。

在这一肯定文化作用与批判传统精分局限性的前提下，霍妮后续围绕“焦虑”论述的关于权力、财富、竞争、拒绝竞争的神经症倾向等的个人理论也由此展开。

二

正如弗洛伊德强调性欲，阿德勒强调权欲，弗洛姆强调占有一般，霍妮也以个人多年的研究经验得出了自己理论之下要重点陈述的中心概念——焦虑。霍妮指出：

若是撇开表面现象，直接深入引起神经症的根源问题中去，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神经症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焦虑，以及神经症患者为了对抗焦虑而建立起的自我防护机制。

焦虑的生成，既可能纯粹地属于人的本能范畴，如在生死攸关的危机场合下诞生的恐惧感，像所有生物都会共有的反应一般，霍妮认为焦虑和恐惧正是同一本质在不同程度上的变体，绝大多数常态下的神经症的衍发正由此而来。但焦虑的生成也可能属于文化范畴，出于不同文化时代对安全感的不同定义：有的时代意味着财富就是安全，而有的时代不需要追求财富也能从权欲或其他事物上获得安全感，安全感的缺失便导致了焦虑诞生。这一类型的焦虑便是由文化局限性导致的。

同时霍妮也指出文化局限造成时代性处于健康范畴内的焦虑症也可由文化性的保护制度解除或减轻，并且比起自身建立起的防御机制，遵循时代规则的保护制度显得更“经济划算”：

存在于文化环境中的恐惧通常会因某些保护制度而得以消除，例如禁忌、仪式、习俗等等。一般而言，相比于神经症患者自身建立起的防御机制，这些依据保护制度而建立起的恐惧防御机制显得更为容易且经济。因此，正常人虽然无法逃离自身文化所带来的恐惧，无法摆脱这一文化下的防御机制，不过总得来说，还是能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能享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学会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化提供给自己的种种机会。

而焦虑既是正常人身上的常态，又是神经症爆发的诱因，那么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由这种文化性焦虑诞生，霍妮反推出神经症患者与常人的区别：“反过来说，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其所处的文化带来的痛苦限度以内。”

随后霍妮更详尽地描述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本质与行为上表现出的现象差异：

神经症患者总是试图寻找妥协的办法，在这里不妨称之为病态的妥协办法，因为相比于正常人的解决方式，他们的妥协不仅难以令人满意，甚至会以损伤其人格的完整性为代价。

虽然人们对人格结构了解不多，但却仍然可以从所有神经症中辨识出两个特征：一是反映方式上的固执，二是潜能和实现间的脱节。

神经症是一种由恐惧、由抵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试图找出缓和冲突倾向的妥协方式而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角度出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导致其行为偏离特定文化中大众普遍的行为模式时，我们才能称之为神经症。

即便在精神分析领域上，作为女性研究者的霍妮仍在论证部分指出了察觉到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对两性角色的区别对待：

……为什么这种反应多见于女性而不是男性，我们可以从文化背景中找到原因——我们的文化将成功视为男人的领域。当然，这种反应并不是女性天生固有的特质，因为如果将情形反转，女性变得更加强壮、更将聪颖、更加成功，那么男性也会有同样的行为反应。因为我们的文化坚信，除爱情外，男人在一切领域都比女人更加优秀。如果这种态度出现在男人身上，那它很少会披上崇拜的伪装，而是常常会公开、坦率地表露出来，直接损害女人的利益和事业。

也许是因为霍妮所持理论观点与传统精神分析的观点不同而导致与研究所内其他同事产生分歧，也许也因她对外提出人也可以以“自我分析”的形式去替代价格高昂的咨询进行自我疗愈授人以渔的观点动到了分析行业从事者们的蛋糕，最终于1941年，研究所剥夺了霍妮的讲师资格，而霍妮指导个人分析进而自我疗愈的《自我分析》也于次年出版。

三

霍妮在序言部分就已指出她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具有局限性：

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整套理论，那么，我这里所提及的一切对你而言都称不上是精神分析。但是，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根本是某些特定的基本思路，其目的在于解析无意识过程的作用以及这一过程的表现方式，并且以心理治疗的方式使这些过程得以察觉，那么，我这里提到的就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我认为，全然拥护弗洛伊德的理论，会使我们面临僵化的危险，即我们在神经症中只能发现那些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东西。这是一种会导致精神分析停滞不前的危险。

而除了指出这种停滞的威胁之外，后文霍妮就推翻泛性论的统治地位，否认俄狄浦斯情节的绝对性进行了相应的精彩论证：

何况，如果我们完全按照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没有得到满足的力比多是追求爱的驱动力，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在一些从生理学角度看性生活非常满足的人身上，为什么也同样能发现他们对爱的渴望以及这种渴望带来的病态表现——强烈的占有欲、渴望得到无条件的爱或觉得自己不被需要等等。这是因为这些情况毋庸置疑地切实存在着，说明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存在于性领域外的范畴。

……总的来说，正如“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样，看起来像性欲的反应也不一定就是性欲。事实上，大部分看起来像是性欲的反应，都和性欲没什么关系，那只不过是一种对安全感的渴望。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们对性的态度确实有很大改善，我们在性关系中更为自由，也更有能力获得性满足。后一点尤其适用于女性，人们不再普遍认为女性应当有性冷淡的特质，反而觉得那是一种缺憾。但尽管人们的态度发生了种种变化，这种进步依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程度。因为今天的许多性行为更多地是作为心理紧张的宣泄手段，而不是由真正的性驱力推动的。性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镇静方式，而不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或欢愉。

精神分析的观念里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文化情境。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不辞辛苦地肯定了性应有的重要性。但在细节上，许多被视为是性欲的现象，实际上是复杂的神经症的表现，尤其是对爱的病态需求的表现。例如，对医生的某些性欲，通常被认为是对父亲或母亲的性固着作用的再现，但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一种真正的性渴望，而是为了缓解焦虑寻找的一些安全保障。病人常常讲述自己的各种想象和梦境，表现自己想回到母亲怀中的渴望，或是干脆表现出一种想要回到母亲的子宫中的愿望，这种愿望暗示了一种对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但是，我们可别忘了，这种明显的移情表现，可能只是患者渴望得到爱或得到庇护的一种形式。

即使将病人对医生的性渴望理解为其对父亲或母亲性欲的再现，那也不足以证明幼儿依赖父母实际上是一种性依赖。确实，大量证据表明，成年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出的爱与嫉妒的特征，也就是那些被弗洛伊德描述为俄狄浦斯情节的特征，很可能在其童年时代就已形成，只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么常见。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人类自发的一种心理过程，而是多种不同的心理过程互相影响的结果。它或许只是儿童作出的一种相当简单的反应，可能源于父母充满性色彩的爱抚，也可能源于目睹了性场面，又可能源于承受了父母盲目的爱。但另一方面，俄狄浦斯情结可能又是某种相当复杂的过程的产物。就像我之前说的，在那些为俄狄浦斯情结发育提供了条件的家庭环境中，孩子的心中往往存在许多恐惧与敌意，而在他们压抑自身恐惧与敌意的同时，心中会产生种种焦虑。我认为，这些病例中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主要原因为孩子为了寻求安全庇护而紧紧依附于父母中的一方。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这种疯狂滋生的俄狄浦斯情节，恰恰显示出了神经症患者对爱的病态需求的诸多特征和倾向，如对无条件的爱的过分需求、嫉妒心、占有欲以及因为被拒绝而产生的仇恨心理等等。事实上，这些病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引发神经症的根源，而不过是一种神经症的表现形式。

同样霍妮也强调了对非理性因素作用的重视：

我们可以感受爱、感受愤怒、感受怀疑，但这些感觉十分短暂，以至于它们还没进入我们的意识中便被我们遗忘。这些转瞬即逝的感觉之间可能确实毫无关联，但它们的背后却可能同样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动力。我们对某种感觉的感知程度并不代表着其真正的力量或重要性。回到焦虑这一问题上，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焦虑，还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已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即便未有深入地领略精神分析学科的完整图景，我们也能领悟到精神分析带给人们的启示之一就在于：提高个体对理性的警惕。理性既可以成为便捷生活的道具，也可能成为拖延发展的困境，过分信赖理性，反而会蒙蔽人对真实的觉察。

四

弗洛伊德的理论建立的前提正是生物科学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性，这种科学主义的霸权在于它给出了一个“可证伪/可推翻/可重建”的前提出来，然后以此为契机威严而不失霸道地垄断。尤其当涉及到它尚未明晰的领域去时，那种与生俱来的不谦逊便高调亮相了：在现有基础上开拓一片新的疆土，为了验证自己需要的答案寻找可用于验证的材料，对于以另一频率出现的所谓“巧合”或“误差情况”，就算用一些概括性词汇抽象概述它或直接忽略它，也不肯就此承认自身的局限性。

即便霍妮抨击弗洛伊德的生物科学至上的泛性论，或简单批判阿德勒理论的过于单薄，但最终这些批判却也回归到霍妮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局限于“焦虑”并止步于批判性吸收传统精神分析学说后的短浅。霍妮继承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泛性论外另一重意义上的科学主义霸权，过度依赖防御机制的套用，进行过于绝对化的表意：任意带有神经症症状风格的不合常理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内容都在于借此避免改变自身的某种创伤体验，一个行为背后必然有“避免”或“抑制”的动机，借此借彼而达到某种目的。他们没有就其他鲜明的可能性进行后续的推论或推断，又无法对未知进行清晰地证伪，最后定论称这种未知只是无意义的表象，联系着背后的防御机制，联系着不愿改变现状的心理惯性。

这种轻而易举把一切都归入“无意义的表象”的果断也意味着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定型的思维条件也让人习惯于先入为主地给未知盖棺定论了。这种理性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它们都以一种权威的形式排除那些对自身学说建立无益的“干扰选项”，以保证自身学说底层原理运行的纯粹与通畅，但这种坚决的肯定或否决又形成鲜明的弊端：鲁莽地划定范围后，于是便局限于这小小一片天地内的推演与创造，绝口不提其他可能与所谓“常态化”更为接近的内核与现象背后的隐因。

而这种人为设置的禁锢就如因为主动放弃拓宽视角而原地打转地自顾自地停留，越是注意那一块狭小而曾适用于某方面的重点，越是会仅仅局限于此。如果无法放下手上这一块挖出来的西瓜，总会错过整片果园逛不完的全貌。逛不完是既不意外又不遗憾的常态，但因执着于西瓜便声称果园里主要有西瓜乃至只有西瓜就是一种引人疲惫的乏味了。

纠结于某一种有限水果的宏观意义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还有研究者会相继声称发现了果园里的主要产物是苹果桃子李子或梨，那些上一个时代遗留的传统或研究，在下一个时代与传统的研究者手上就又被推翻，这种水果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果园究竟会生成什么？这些可能性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会是叠加的，是否会有定论，何时会有定论。局限与推翻成为常态，而真理也不见得在其中真的会越辩越明。但每一种解释都为它的作用处而具有了存在的意义，正如霍妮对文化性的“保护制度”的肯定，即便每个时代它都会更新替换，但在每个时代它们都作为时代的工具发挥自身的效用。传统或伦理都可能成为漂浮的，轻信的，短浅的，不必留恋却可以彰显价值的。在这些实用性中，对真理的追寻便不再是急迫的，对真理急于进行盖棺定论的意愿更是成为仓促而狂妄的。

生活不会因真理没有被揭示昭告而驻足，时间总在流动，在逝去。相比执着于不断追寻试图找到生命的真理究竟归属于精神分析中的某一段学说，还是归属于某种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的解释，不如选择自我所适应所向往的那个答案，“答案”只指出方向，生活才是在路上，画一幅怎样的蓝图成为我们所唯一能做到能去做的，这是生命本身，即便我们无法知道它究竟具有任何意义。

2022年11月25日

我曾经遇到过不止一位倾向酷儿理论的顺性别人士在我出柜跨性别的情景下给我反复科普酷儿概念，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性别形象是刻板形象，任何人都有男女两种特质的倾向，任何特质都是人共有的特质，不要让性别定义你。

“性别只是刻板印象”，“男孩可以像女孩，女孩可以像男孩”，甚至更激烈一些的表态，“无论是跨男还是跨女都是厌女”，而这最后一条往往成为了至少我个人出柜时会更谨慎表达自己是“性少数”或类“酷儿”身份而非直接指出自己是跨性别的原因。

“当我与你相处的时候，我与之相处的不是你的性别，而是你的灵魂。”这一句话非常理想主义，非常人文关怀，但在真实相处中，真正能做到它的人是寥寥无几的。但即便能做到，在这些前提下，也请容我以跨性别的视角去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仍要强调自身的性别认知，就跨性别的议题发言：

#Part 1

首先，跨性别与顺性别一样，是一种天然本能。但与顺性别所不同的是，跨性别无法被轻易地接纳或理解，真实的自我不被承认、看到、理解，无法靠自身体貌特征轻而易举地传达，甚至也会自我质疑自身存在的真实性，会有严重抽离感的性别焦虑。

跨性别者的内心冲突是很严重的，无论是频繁的自我抽离体验，还是频繁的性别焦虑问题，这些斗争都让跨性别者难以找到一个内外平衡点。当他们迫切需要向自我/向外界证明自己是一位男/女性时，而最自然而然能直接辅佐这一体验成立的：就是让自身表现出刻板印象中的对应特征。

就像被诟病为“婉拒铁T”的跨男，或者“比顺女更女人”的跨女，这些被批判为在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也正是跨性别者急于被人承认与看到的个人性别认知。跨性别对某些刻板印象的执着表现，正是把急需获得认同的性别认知投射在被外界承认认可了的社会层面上。

就如同猜谜游戏要描述苹果，描述大概率会地往“红色”“光滑”“汁水饱满”的方向靠，即便并非只有苹果才能表现出以上性状。绝大多数跨性别者在早期觉醒时恐怕都很难绕开对各种刻板印象的表现。

#Part 2

所以如果进一步地解构掉刻板印象来看，跨性别的性别认同究竟是一种什么体验？

自己作为跨男，最初体现在小时候的例子：会自发跟男同学一起玩玩具枪，哪怕更喜欢毛绒玩具，也会在刚开始有性别概念后，就自发感觉在女孩前面是另一个性别，天然地接受了作为男性在女性面前要保持风度尊重女性的至少性质不坏的那部分社会教化。在接收影视传媒作品的时候，无论主角性别是什么自己都会主动代入男性角色，在过家家游戏中也会自发扮演男性角色，即便男女角色的游戏分工是一样甚至与传统类型倒错的。

这一切顺应性别的举止从来不是出于对社会规培下的某些刻板印象特质的认同，而是出于自发趋近的对自身属于某一特定生理性别集体的认同（再一次说明，同顺性别一样，跨性别是一种本能）。如果平行时空下社会对女性的规培像刻板印象中的男性（留平头，穿长裤），对男性的规培像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扎辫子，穿裙子），跨男和跨女仍然会表现出对应时空下性别刻板印象的形象特点，即跨男穿裙子，跨女留平头。因为跨性别本身的性别认同只与生理性别相关，这是跨性别群体的本能。

所以在此基础上，理解了让跨性别有归属感的是性别本身，而非社会层面的社会化男性或社会化女性，就可以从“酷儿理论”上来说，取缔掉所有性别的刻板偏见的表达，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身希望成为的模样。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所谓支持每个人成为自身希望的模样，就是以一个非常和善的表达迫使每个人遵守自己的指派性别，让跨性别成为一个架空的概念，何况当下社会根本做不到不分性别只看为人地对人一视同仁，这一点跨性别者的体会一定比任何人都明显。

#Part 3

之前在平台上刷到过一篇反跨人士的发言，这位网友举了一个例子（原文已删除），说聚会上遇到的跨性别是一个举止比较女性化缩在角落不说话的寸头高大男人，外表是甚至没有做出过任何努力的程度，看起来是被叫错性别也不会生气的好人，让人怀疑是性别认知障碍还是单纯社交障碍。

但这正是绝大多数跨性别者的现状，这也是为什么跨性别者的社交障碍会容易严重的原因：在真实的生活处境中，当我们对外表达时，即便我们能忽略自身的形象声音等外在条件，也难以轻松应对在这个对跨性别知之甚少甚至态度不甚乐观的社会中来自他人的社交反馈，无论出柜与否，这种按性别区分对待的体验都是十分明显的，当跨性别者认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在表达时，实际上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看来都是一个性别为男性或女性的人在或主观或客观地在表达，这是跨性别者常共有的体验。

再来，跨儿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幸运成为所谓“天赋党”（也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个环境条件和勇气支持自己出柜），生理性别给人赋予生理特性，长不高身型纤细的跨男，高大而轮廓方正的跨女，在这个接受度不友好的社会环境里，按什么样的审美打扮自己不算怪异？“铁T”？“伪娘”？不是每个人都有或先天或后天的条件在外在改变自己，这也是构成跨性别者不得不面对的焦虑来源之一，如果能真正拿掉“刻板印象”让每个人跳出模版地自由生长，相信跨儿们会比任何人都期待这样的世界存在。

《绿皮书》中的雪利博士说到：如果我既不够黑人，又不够白人，既不够男人，又不够女人，告诉我，我是谁。作为跨儿群体的一员对这一段震撼的问答非常感同身受。在性别酷儿或顺性别眼中这个也许并不重要的“我是谁”的问题，对跨性别者而言正是一个重要到无法忽视的注定难关。

即便不表现出刻板印象从而让自身得到个体与集体性别认可，我们也需要被承认是某一个具体的性别群体，以这一性别而生活。什么时候当社会意识能做到对跨性别者自我认知的性别真正认可肯定与一视同仁，什么时候跨儿的人权才算真正地开始被保障。

至少在跨性别者的处境、权益、困境得到真正的关注、重视和解决前，请不要以“厌女”的议题简单盖棺定论跨性别的性质，将同样急需解决的真实存在的跨性别困境扼杀在摇篮里。

2022年11月24日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演讲摘录

1＞反教条主义： 「我们比较确定的一点是，病态的事物也以和灵感类似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画上一条分界线。如果你们是精神病学家，而我向你们呈现一个特定的案例，之后你们很可能会说，这个当事人是一个疯子。但是出于以上的原因，我不会立刻说这个人是疯子；只要他还能以某种方式解释自己的行为，能让我认为，能够和他进行沟通，那么我就不会说这个人是疯子。事实上，疯癫是一个非常相对性的概念。比方说，当一个黑人做出某种行为，我们会说，「这个人疯了」，因为白人不会有这样的行为举止。一个黑人做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预料的，但白人做这件事，就成了难以预料了。所以说，疯癫是一个社会性概念；我们运用社会性的约束和定义，来区分精神失常。」

2＞神经症的引发原因与疗愈措施： a. 引发原因：原型压抑 「原型意象的投射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事实上，它们必须被投射，否则它们会淹没一个人的意识。问题纯粹是，我们必须要以一种合理的形式，来承载这些原型意象的投射。」 b. 治疗改革：原型革新 「大多数人已经无法再通过这些传统的象征符号，表达他们的非个人价值。 因此他们必须寻找一种个人的方法，使他们的非个人意象得到某种给定的塑形。他们必须维持这种形式，必须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继续生活，否则病人精神的基本功能会被解离，之后他会陷入神经症，迷失方向，并且陷入自我矛盾。但如果他可以物化（objectify）非个人意象，并和这个具象保持联系，他就能和最重大的心理功能保持连结，而这部分功能，在意识的萌芽阶段，一直是由宗教信仰所照料的。」 c. 原型补充：激活 「或许有些特质属于祖先，只是被以情结的形式埋在心中，但它们有自己的生命，却从未被吸收到个体的生命中，之后由于未知的原因，这些情结被激活，从无意识包围的沉默中走出来，开始主导整个心理。」 d. 个人案例：原型冲突的不和谐补充 「无意识并非完全与意识相对，它与意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非理性。我们不能从意识演绎出无意识。无意识自身也会去平衡，就像意识一样。当我们遇到像莎乐美一样的夸张形象时，我们在无意识中会有一个补偿性的形象。如果只有莎乐美这样一个邪恶的形象，意识就需要建立屏障以控制这个形象，即形成一种夸大的、狂热的道德态度。但我没有这种夸大的道德态度，因此我认为以利亚补偿了莎乐美。当以利亚告诉我他总是和莎乐美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么说几乎是在亵渎上帝，我有一种跳入残酷又充满鲜血的氛围中的感觉。」

3＞外倾必然：环境决定选材 「我所讲的视野范围是我的行动范围，我的影响范围取决于我的行动范围。这便构成我的面具，但当我主动行动的时候，我的活动也只有在你接收的时候才作用到你身上，我的出现得益于你，我不能独自完成。换句话说，由于我对你的影响和你对我的影响，我在自己周围制造了一个壳，我们将之称为人格面具。事实上，壳的存在并非是有意的欺骗，只是由于关系系统导致我永远无法摆脱客体对我的影响。只要你生活在世界中，你就离不开人格面具。你可能会说，「我不想这样，也不想要人格面具」，但你抛弃这一个人格面具，就会带上另外一个，当然，除非你生活在珠穆朗玛峰上。你只能通过自己对别人的影响来了解自己是谁。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创造自己的人格，意识也是如此。」

4＞敲响警钟：科学主义的蚕食 「西方人不需要更多地压过自然，无论是外在自然，还是内在本性。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已经有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西方人所缺乏的是：他们要自觉地认识到，和外在自然、内在本性比起来，他们都是卑微的。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本性就会毁了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灵魂正以一种自杀式的方式在反抗他们。」

5＞原型是先验性的精神『器官』 「比较宗教学和神话学当中具有诸多这样的原型，梦和精神错乱的心理学中也如此。在这些鲜活的意象表达和其试图表达的观念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虽然你可能认为人类心灵超越时空，具有巨大的相似性，但是这种一致性还是经常会让你觉得：这是一段从远古而来的、最狂放的心灵旅程。实际上，原型的幻想形式（fantasy-forms）在不同时空中都是自发产生的，根本没有任何直接传播的踪迹可循。心灵具有结构化特点，这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就像身体的一致性一样）。因此也可以说，原型就是前理性心灵（pre-rational psyche）的「器官」。它们都传承于起初无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式和观念。这些具体内容只是出现在个体生活中，个人的体验在这些精确的形式中得以体现。」 「因为正如人体的器官一样，它并非仅仅是一些不同的、被动的物质团块，而是动力的、功能性的综合体，器官本身即非常重要；原型也如此，它如同心灵的器官一样，是具有动力性、本能性的综合体，进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心灵的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其称为无意识的主导因素（dominants of the unconscious）。这种由普遍存在的、具有动力性的形式构成的无意识心灵的层面，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据我所知，个体并不会具有出生前或者前胚胎记忆，但是其中无疑存在着在世代间延续的原型。原型没有具体内容，因为个体最初没有任何经验。只有在具有个体经验时，这些才会进入意识层面，形式才得以显现。」

个人笔记

1＞理性主义的区分 如果人带着评判的目光尝试要去摘清它，就已经开始变成亵渎它，触及本质不是倚靠言语而仅仅只能仰仗体验，拆解言灵之时即为坠入污浊之际，实现严丝合缝地浸融于层峦叠嶂的规章仪式里：不可言说其背后深意的举止之谜，当你践行时就已在见证神迹。 以及由精准定性联想而命名它背后唯一成因是「西瓜」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人会发现苹果桃子李子梨，时代性的传统或是时代性的研究，在下一位传统或研究者手上就又被推翻，而它究竟会生成什么的可能性是叠加的，发现的一颗星宿背后意指着这一片将会有群星，被唤醒的，被激发的，无法被概括的自发存在的，并非是为了病态地避免做出行动，而本身就是已有的「愿景」爆发性地释放，「愿景」所联系的身后的意象通往古老的部落文明，通往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而存在后会逐渐补充愈发丰满的「一种预设」。而其中之一的力证就是：如果人类的灵魂/内核/本质（无论你要怎么概述它）是虚无/空洞/零（无论你要怎么概述它），那么人类历史就不应该延伸出各种千姿百态的文明。过去的宗教文明统称这种「预设」叫神，过去之人都能察觉到的现代文明更不应该未能察觉到，哪怕是谦逊地承认它的未知，而非因为科学的崛起仅仅去享受击碎过往文明不合理外壳的优越，就忘记了自身对于尚未揭晓巨大谜题的无能与无力。一旦强调一项主旨的全能，就容易步进停滞乃至倒退的深渊。

2＞原型『器官』的应用案例：莎乐美 一开始作者的立意也许只是想抨击一种特定的邪恶，但抨击邪恶本身是难以阐述的，必须给它赋予一个具象的形体，但一旦给一种属性赋予形体，它就必然掺杂其他的个人偏见/倾向等等的杂质，莎乐美之所以作为一名巫女的刽子手形象出现是有多重原因的，即便人以理性只能出于偶发的契机去倒推出自身的其他私心。于是我意识到当自己举例子的时候第一反应也会下意识地举「具体形象」的例子，构造一个人，一件物，一桩事，无法纯粹地以事物本身解释本身，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这几乎是一种本能，一种认识世界形态的人类的本能，如何认知数理化，如何认知政史地，以及等等等等，被人类赋名为「理智」「理性」的东西，那种因果也是被虚假地构建起来的，火和热也许没有必然联系，冰和冷也许也没有必然联系，人认为它们有关系并坚信自身的这种认为是一种「理智」，实际上那些通过所谓类比共同点认识世界的习性也许只是作为人的本能，就像蜂类做蜂巢，蛛类结蛛网一般，一类纯粹的本能。 就像为什么如同约定俗成一般在梦中显现的固定的原型现象或方位等等，为什么下雨的意象带着一种释放，为什么拉马努金把公式都归功于他的女性神明在梦中的指引，人通用于日常的认识模式是一种既定的「基因」，一种『器官』功能，这一迹象也并不罕见神秘，就像蜂房几何形状完美的六面体一样是蜂类通用的天赋（天赋作为中性词），当人类以为某项事物是人类的创造时，实际上只作为以人类有限的认知功能做出的拓展，某种意义上的宿命论：人所做之事都是人所能够做出的，一种纯粹的在有限地带来回上下跨越刷新的阶梯。以人类视角去认知世界的行为被人类概括成伟岸之举——蜂群会为它们的蜂房自豪而感到自己无所不能吗？也许这种有限的无所不能的体验也正作为无伤大雅不需诟病的生命需求之一。 『器官』的激活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从神话开始的时代（神话的开启即伴随着人类意识文明的开启），那种具像化的阐述就至此应运而生了，更纯粹更直接，这正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蜂筑巢蛛结网）。本能的精神『器官』。

Conclusion：

在这一体验中几乎是立即意识到了为什么抽象概念的基督或者佛在传教过程中有了具象具体的「人」的形象。也许「道」的无形只是出于一种幸运的巧合。 并且开始理解：当人说基督/佛/道是什么的时候，那它们就不是什么。但当自己这样提心吊胆给出结论的时候又觉得是不是不够谨慎或者会不会是一种误判。以及一些意外发现，不仅是炼丹和算卦，还有《山海经》，以及东方远古细分到体系都出现矛盾的神话合集，意外之喜也正是，它越矛盾，越奇异，也就越纯粹。

3＞感受或情结的特殊意义 人所目即的超不出体验，特殊意义只在材料的应用与表现，最初感受和最优感受才由此显得重要。什么奠基情结，先天或后天，蓝图怎么铺展，无非是作画，千奇百怪千变万化，哪一个敢说是不变的铁律？传统或伦理都是狂妄的，轻信的，轻浮的，不值得留恋却可以发挥价值的。歌颂之物不在于其内核，仅仅在于于己特殊的体验本身：强调它的至高无上绝世无双之感，也仅仅是出于个人。哪一区域被激活，蜂拥而至的原型需求：于是就想起过往对《河的第三条岸》的解读：真理的摇晃——你背叛不了自己向往体验的本心，至少无法接受不向往体验的实现，抗拒索取与寻求本身，都是出于当下既定的本能，扭曲会导致神经症：自我戕害的部分，它闪烁着。

2022年11月1日

荒野生存▪反叛的吸引

支撑我立足于半山腰、立足于世界的，不过是插进冰层几厘米的两根铬钼合金长钉。我爬得越高，就越感到自如。当你开始攀登一座颇有难度的山峰，尤其是独自攀登时，你会觉得脚下的深渊一直在把你往下拽。克服这种恐慌的心态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有丝毫放松。虚空会让你产生幻听，让你紧张，让你动作犹豫、笨拙、不流畅，但是当你继续往上爬，就会渐渐习惯这种感觉，习惯危险的状态，你开始信任自己的手脚和头脑，开始信任自己的控制能力。

相较于其他探险主题的小说，例如《触及巅峰》或《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荒野生存》的风格基调显得更平静，也更社会化，不似前者一般花费绝大多数篇幅描绘惊险刺激令人提心吊胆的探险旅途，相反插入多线叙事，倒叙的开头，从亚历山大的死亡开始，用部分笔墨简单描述麦坎德利斯的旅途经过，再插叙入其他探险者的事迹与评价，插入麦坎德利斯的家庭成员的事迹与评价，甚至再加入了作者个人惊险的攀岩经历。荒野生存的标题，但文本内容不限于荒野生存的纪录，全面又不带批判地展现，像他者借由这次荒野事故的事迹撰写出中立视角的回忆录，不知晓的部分不杜撰，不确切的地方不论断。

麦坎德利斯对“自然”、“纯洁”或“真理”的概念有着近乎偏执的情结，他抱怨现代文明的利欲熏心，抱怨现代人丢失本心。他对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敏感，不愿亏欠他人，不愿依赖他人，也不愿在友好界限以内同他人发展出更深刻的联结。超级流浪汉带着他中意的作品去阿拉斯加朝圣，比如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或者罗伯特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向往自然与原野的人总坚信抵达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就会产生最自然最纯洁的生命真理，不为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虚与委蛇的利益所限制，不为财富世俗蒙蔽双眼，不为人际琐事所牵绊，自然仿佛总能让向往原初生命的朝圣者们跃出这些冗杂的限制，跃出那限制后便可回到梭罗所居的朴实的瓦尔登湖桃源。尚未真正进入社会的麦坎对父母婚姻中的不合感到大受打击，麦坎自身前往荒野的背后推力不仅出于对本真的向往，也出于对家庭权威的反叛，他可以原谅崇拜的托尔斯泰的处处留情却无法原谅让他崇拜之情破灭的父亲的出轨。很难说不是家庭创伤带来的打击把他从对人际羁绊的联结需求中推离出来，麦坎销毁了自己所有的身份证件社保凭证，甚至也一并放弃了联络最亲密的小妹妹卡利。为了践行那种下定决心的反叛，放下家庭的同时，也放下全部紧密联结的可能。

麦坎以自己鲜活的生命力与向往自然的热血影响了前往阿拉斯加途中遇到的孤独的老鳏夫弗朗兹，老人的生平三两句在文中轻轻带过，弗朗兹在遇到麦坎之前已然收养过十四个孩子。当麦坎出现在他身边时：

弗朗兹内心的父爱本能被麦坎德利斯点燃了，他无法忘记这个年轻人，这个只说他的名字是亚历克斯却不愿意透露姓氏的年轻人，这个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年轻人，这个礼貌、友善、整洁的年轻人。

一老一少二人相互陪伴了很长一段时间，麦坎告诉弗朗兹自己接下来的打算，并且向老人游说到劝诫他放弃当下安定的生活搬出公寓，老人对年轻人的观点不置可否，直到二人分别后不久麦坎离世。弗朗兹接到了麦坎最后一封来信，这最后一封信改变了老人的生活节奏，“弗朗兹把家具和大部分家当锁进储物柜，买了一辆吉姆西拖车，装上床铺和露营装备，搬出他的公寓，到城外的大自然里生活。”在沙漠里居住下来的弗朗兹“日复一日，等待着他年轻朋友的归来”。等待最终落了空，老人得知了青年的死讯，大受打击的弗朗兹为之放弃了一辈子的信仰成为无神论者。在青年离别前老人曾鼓起勇气提议让麦坎成为自己的孙子，对家庭联结仍抗拒的麦坎不自在，却回答他：等我从阿拉斯加回来以后再说吧。

本书的作者写到：

（麦坎德利斯）再次避开了人情、友情这些亲密的压迫，甩掉了由此带来的复杂的情感包袱。他已经逃离了家庭幽闭的束缚，也成功地同简•伯雷斯和韦恩•韦斯特伯格保持着亲近而又合理的距离，在他们对他的感情达到一定程度前悄然抽身离开，就像他毫无痛苦地从弗朗兹的生命里离开一样”，但麦坎在弗朗兹做出提议时却没有一如寻常般断然拒绝，家庭纽带的阴影让他选择反叛，但跨年的情谊却真实可靠，弗朗兹没有等到麦坎的思考，也无法再等到那个遥远的答案，麦坎给弗朗兹的信里写到：“罗纳德，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也很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希望这次分别没有让你过于伤心。下次再见到你，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如果我能顺利从阿拉斯加回来，一定会继续给你写信的。”

麦坎的短暂出现就是如此影响了弗朗兹所剩无几的余生，老人的后续书中也未再提及。

而没有按传统的结构去撰写这本人物传记的笔者乔恩插入了自身的经历，看似与麦坎无关，却有着某种同样反叛的呼应：

和麦坎德利斯一样，我对身边具有权势的男性有着复杂的情愫，一方面是难以遏制的愤怒，另一方面则是情不自禁的取悦。

严苛的家教下，乔恩也对父亲的精英教育要求表现出激进的反叛，没有如其所愿成为社会精英的自己成为一名把全部激情又投入于登山事业中的流浪汉。

他向我灌输：如果不能赢，那就是失败。作为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孩，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他的话，完全按照他期望的样子做。因此，不久以后，当一个隐瞒了很久的家庭秘密曝光时，我开始意识到，父亲每天强迫我们做到完美，但他自己本身并不完美，他在我心中的权威形象彻底垮塌了。我无法对此泰然处之，极度愤怒。事实证明，他不过也只是一个凡人，而且是个极其丑陋的凡人，这让我无法原谅。

不难联想到麦坎对父亲的憎恶，也许这也是为何乔恩选材麦坎的经历出版书目的缘由。险些丧命魔指峰的乔恩做出了这样的自我检讨：

当你年轻时，你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你该得到的东西，当你十分渴望某件东西时，就有天经地义的权利得到它。和麦坎德利斯一样，我决定启程前往阿拉斯加时，只是一个误把激情当成智慧的毛头小子，凭借模糊不清的逻辑行动。我原以为攀登魔指峰能解决我生活中的全部问题，结果，它什么都没有解决。但是，我很幸运地意识到，山峰并不能承载梦想，而且，我能活着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在乔恩的笔下，《荒野生存》的意指不仅只呈现在明了的标题里，阿拉斯加之死，自然之外，也呈现出一本尽可能不盖棺定论的人物传记，向悲剧发起哀悼的同时，发起另一种隐晦的反思。关于为了反抗父亲权威而报复性般培养起对征服魔指峰的激情，乔恩写道：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他并不知道，他用自己的想象对我的塑造最终还是成功了。他成功地培养了我炽热的雄心，只不过是在一个他没有想到的领域表现出来。他永远也不会了解，魔指峰和医学院其实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行动，为了自由还是为了反叛，在热血上头的时刻往往是难以分辨的。但即便缺乏真实亟需的纯粹性，热烈的生命依然燃烧着，充满了极富煽动性的感染力。鲁莽的死亡也并不需求某一确切的理由。